德州：首个涉审中介联合体进驻网上中介超市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3页。

可以说，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公共行政的空间。最初它只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后来扩展到一切行使公权力的程序。

正如韦德所言：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最后在2009年的第69号法律中进一步强调了在基本给付方面公民的参与。行政法的全球趋同与全球行政法的形成是行政法全球化的两个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显示出行政法已经不再是一国之内的法，行政法的全球化已然成为客观事实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49]同注43引文，第61页。[46]S. Cassese,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ule, in S. Cassese （ed.），Dizionario di Diritto Pubblico. Giuffre Editore, 2006, p. 1944. [47]参见龚向前： 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公共行政机关的职位，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以竞争性考试的方式获得。欧洲法院最早是在1963年7月4日Alvis一案的判决中就指出，公共行政机关在对其职员作出行政处理时应该使他们能够享有防卫权，它符合公平与良好行政的需要，也应该由欧盟机构所遵守。若宪法修正案的数量增长过快，对宪法条款的修改幅度过大，读者在查阅宪法的现行规定时往往需要在已有一定篇幅的宪法原文和尾大不掉的宪法修正案之间反复比对，殊为不便。

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然而，较之于上文所述的另一进路，这一进路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在部分学者看来，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的区别有二：第一，宪法修改机关是否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

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般仅含有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规定。[44] 劳伦斯·却伯教授曾指出：司法审查本身就是一项超越文本的实践。

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宪法在文本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宪法修正文本遂得以产生并普及。[9]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基于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修宪者无须就所有系争的问题均达成合意再提出一揽子的宪法修改方案。[39]另外，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我国民众有可能将修宪视为一种常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此同时，释宪机制的构建和运作则迟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譬如，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24] 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0页。[12] 根据这一回顾，在修宪方式上师法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应当是修宪者们在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美国宪法的原文而言，宪法条文是以逻辑顺利排列的。

其四，较之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修正案更多地涉及对既有宪法条款的更改。[10] 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

  五、结语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7]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8]，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上不分伯仲，而实则不然。

问题在于，我国应当选择哪一个文本作为现行宪法的标准文本，另外，如何保证这一文本兼具正当性与实用性。尽管如此，一旦我国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宪法标准文本，减少修宪甚至长期停止修宪无疑是必要的。（一）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用意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修改均未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这时的宪法修正案应当引用的是先前有效的修正案。宪法规范在具体调整社会现实时必然与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因此，重新通过宪法文本仅仅是一种形式。

另一方面，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宪法具备前述三个方面的功效。不仅如此，由于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其文本应具有比一般法律文本更强的可信度。

在美国，有关宪法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甚为发达，宪法宣传早已深深浸润于公民教育之中，公民群体的宪法意识较高。因此，仅有经过全国人大以特定多数通过的宪法文本方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后者反对后世轻易和频繁地修改美国宪法，在其看来，该宪法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社会愿景，应置于人们不易触摸到的地方。至于我国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在实用性方面的不足，则主要有待于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宪法修正文本   一、何去何从：我国同一部宪法的两个文本 素有改革宪法之喻的现行宪法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43] 现行宪法的通过及其四次局部修改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一直留存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之中，使人直观地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发展与进步。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传统不及德国久远深厚，频繁修宪有可能严重动摇民众对宪法的信仰。

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证宪法文本的统一，同时有利于学习和实施宪法，建议本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由大会秘书处根据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将一九八二年宪法原文、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根据宪法修正案修正的文本同时公布。[36]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人大直接通过宪法修正文本未必是全面修宪。

长期以来，美国具有健全发达的释宪机制，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既是违宪审查机关也是宪法解释机关。当然，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美国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初衷，也不尽符合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本来目的。

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42]这一规律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都是成立的。

首先，宪法修正案的采用可以使先前的宪法条文不因日后的修改而发生变动，从而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恒定感。[1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参议院审议权利法案草案时，参议员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坚持主张将该草案置于美国宪法原文的末尾。）   注释: [1]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宪法文本并不只是1982年宪法的原文，而是宪法原文与之后陆续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所构成的整体。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每两次党代会之间均有一次局部修宪，这几乎成为了我国修改宪法的周期定律。

有鉴于此，无论是增加宪法条款的修正案还是更改宪法条款的修正案均需改头换面，进行简化。这一修宪方式与1978年宪法的局部修改方式基本相同。

1999年和2004年局部修宪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和王兆国先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明了官方对宪法修正文本的认可，2004年局部修宪后，最新宪法修正文本得以与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同时刊登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上。[14] 王向明：《谈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法律适用》1988年第10期。

根据宪法本身的规定，全国人大具有修改宪法的专属职权。他肯定了美国式的修宪模式是一个好办法，却没有解释该办法具体好在哪里。